汾阳协定！（2/2）

阎长官既要走对日妥协的路，又怕在国人面前落个千夫所指的下场，所以他制造了一个“存在就是真理”的“理论”来欺骗人民。他说：“我们主张的是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，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，因此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。”他为使自己制造的“真理”毋容置疑，还把列宁搬了出来，说“存在就是真理”这句话，是列宁在苏联革命时与德国签订和约时讲的。还进一步推而广之提出“需要就是合法”。他说：“存在就是真理，则存在上的需要，就一定合法。”

阎长官为了他的存在，挖空心思制造了“理论”依据，但要实行起来还是觉得不踏实。几天来，在克难坡的窑洞内，他围着会议桌阎长官想要走上对日妥协之路，但又害怕在国人面前遭到众人指责、落下千古骂名。于是，他绞尽脑汁创造出一种所谓的“存在即真理”的谬论来迷惑民众。他大言不惭地说道：“我们所倡导的是为全人类谋取幸福的大道，因此我们的组织自然而然地代表着人类的真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真理！”

然而，尽管阎长官费尽心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“理论”支持，但真正要付诸实践时，他仍然感到心中不安。在接下来的数天里，他在克难坡的窑洞中焦虑地绕着会议桌踱步，一遍又一遍地兜圈子，心情愈发烦躁。最终，他下定决心冒险一试……

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十二日，赵承绶肩负着阎长官的使命，前往汾阳与日方代表田边盛武展开一场至关重要的签约仪式——《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》。这份协定犹如一座沉甸甸的大山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复杂。

其中，主要条款涵盖了三个关键方面。首先，日军将集中兵力部署在军事上必要的区域，而晋军则负责省内各地的治安维护工作；同时，日军会给予晋军武器、弹药、粮食以及服装等物资的补充。其次，日阎双方将携手合作，联络反共将领，共同肃清山西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\"共产军\"。日军将协助晋绥军扩充军队至 50 万人，所需武器将由伪南京政府提供，并且每月支付高达 1200 万元的军费开支。一旦上述协定得以圆满完成，阎长官将会向重庆政府施压，催促其实施反共和平政策。倘若重庆政府拒绝接受，那么他们将向国内外宣告采取独立行动。最后一个条款涉及到察哈尔、绥远以及蒙古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包括归还西北实业公司和同蒲铁路等权益。

就在同一天，赵承绶与南山秀吉还签署了另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《停战协定》。这一系列协议的签订，无疑在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们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，更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动荡时期的珍贵资料。每一个条款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考量，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纷繁复杂与风云变幻。这些协定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，也让我们对过去的岁月有了更真切的认识。

这其中主要包含了三项重要内容：其一，晋军需同日军全面终止所有敌对性战斗行为；其二，晋军应朝协定区域拓展势力范围，在此过程中日军需要提供相应的支持与配合；其三，日军将协助晋军完成军备整顿、军事训练以及军械装备的补充等工作。由于以上两份协定均于汾阳签署，因此统称为\"汾阳协定\"。阎长官亲自在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\"汾阳协定\"签署之后，日本和阎长官方面就各自的目标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谈判。阎长官首先催促日本方面按照协定中的承诺交付相关物品，尤其是急需的武器弹药。然而，日本方面却坚持要求阎长官尽快公开宣布投降。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商讨、相互妥协，最终达成一致意见：晋绥军一方可以在太原、汾阳、临汾、运城等地区设立办事处，并与日本方面交流军事情报及物资。

这份所谓的“汾阳协定”，无疑是对着一些身怀抗日救国的有志之士的当头一棒，此时雷雄正在自己的指挥部里，看着一份大肆宣传“汾阳协定”的日伪报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