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3章 后记一：站起来的泥土（1/2）

我一直相信，在纸上梳理世事相当于建造空中楼阁。如果是以卡尔维诺《看不见的城市》的笔法也就好了，反正不是实用的建筑，造型和材料随心所欲，但我想记录的是梅江边一栋实有的房子。最先让我感到的困惑是，如果按照传统建筑手法，我的空中楼阁就会像老家无数倒塌的土屋，以泥土之身站起来，然后倒下，重新化为泥土，陷入因循的命运。我当然羡慕陈忠实的手艺，在白鹿原上建起一座像枕头一样结实的房子，或者像莫言一样梳理着高密大地的生死疲劳。我一直想在纸上建筑一栋房子，哪怕是一栋土屋。最后激起我动笔雄心的，是父亲保卫土屋的决心，他一再提议要修缮好家乡的老屋。为此，我得按照最土气的办法在纸上实现父亲的心愿，为乡愁找到栖息的地方。

2015年国庆假期，父亲备好了砖石，把家乡老宅子的围墙重新砌了起来，外头全面刷上了青色的水泥。这是父亲七十大寿时最感欣慰的礼物，是家族中他独自主张和实施的公共事业，由他事先垫付花了一万余元工程费。春节时我们兄弟三人凑钱给父亲，除了分摊寿宴的钱，我还按照整个家族的男丁数均摊，只出了一个小小的份额，女儿虽然在这栋土屋里出生，但由于古旧的风俗，这栋土屋在经济上与她无关。

修缮倒塌的围墙，是父亲对老屋开展保卫战的序幕。是的，如何保卫老家，我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案。这些年，梅江边的这个村子家家户户建起了红砖房，先祖最早开基的土屋已全面倒塌。而这栋祖父一砖一木亲手积累的房子，融会着父亲太深的记忆。如果仅仅是拆旧建新，反而是毁灭而不是保护。近几年来，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，赣南土坯房改造轰隆隆地推进，青山绿水间多少土屋变成了洋房，旧村变成了新村。事实上，在拆建和修旧之间，在土砖与红砖之间，一直是困扰不少人的两难选择。

我曾经在梅江边一个村子里看到一栋挂锁的土屋，房门紧闭，砖木完好，但村里的干部说城里工作的主人已在谋划将其改造成红砖房，以备春节清明回家小住。一次有位诗人朋友回乡小聚，听说他是特意回乡看看老家改造的房子。那房子一个秋日我们造访过，我们仰望屋后的青山，遥想诗人的青少年时光，品读门楣上的春联，对土屋充满深深的敬意，谁知道它转眼变成了红砖房，虽然诗人兄弟根本不需要回乡居住。我们无法探知乡村多少新建的空巢，是出于光宗耀祖，还是为了把根留住，是为了乡间别墅可供偶尔歇脚，还是为了落叶归根的长远规划，总之许多土屋的拆建成了主流的命运。

我们家族的祖屋，同样面临着这个选择。由于经济的原因，父亲的意思趋向于修旧，由于上房捡瓦这项老手艺的难以为继，只能是水泥改造屋项，这对于一厅两巷四厢加附厅的大民宅，仍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多年动议一直沿未实施，但屋前的围墙却由于铺盖的稻草腐烂，连连倒塌。有一次回到老家，我写下过一首《断墙》：“江面上前进的船只

以及超越行船的水鸟

田野上清风吹动的头巾、蛾子

和青涩的豆荚——越过断墙所见

尽是新鲜的人世

但从另一面望过去

这一切仿佛假象：祭品与遗像隔尘相望

引水的管子在天井边枯萎

锈蚀的自行车倚着灶台

在熏黑的房梁与青苔之间

存在大量时光整理过的空白

不止一次，旧宅子里远去的岁月

让我沉默得像一堵颓败之墙”。断墙显然有损家族的门面，但一直并未修复。就像老屋屡屡动议改造，但最后难以付诸实施，幸亏它仍然完好齐整。

父亲首先想到了修墙的工程。其实对于祖屋的开基建造和陆续拓展，仅仅这一道围墙就有构成一部家族的历史。修墙，断墙，续墙，建墙，沿着这些历史的倒镜头，梅江边一个家族的发展轨迹陆续呈现。老屋的围墙一直是土砖所砌，上面苫盖的是一些稻草和蕨草，小时候常能看到祖父在收割之后把稻草铺上去，仿佛建起了一堵新墙。围墙没有修建门楼，这次改造时父亲特意在东头预留着小轿车进出的空间。小小围墙，暗合了客家人的卜筑心理：土围，围屋，祠堂，这些族姓的兴盛标志，无疑是它延伸的理想。

为围墙粉上水泥之后，父亲也许被它的崭新漂亮而惊讶，用粉石子在临近公路的墙面上写下让人哑然失笑的标语：“严禁在围墙上写字，违者罚款”（大意）。原来父亲是担心有人在新鲜的墙面上涂划广告，就像公路两边的民房随处可见的商业图案。我们理解父亲倍加爱护的心思，更知道他希望老屋也能像围墙一样，借助水泥，能够坚持着站起来，挺下去。

土屋，是站起来的泥土，而土屋里的人，又何尝不是呢？从小就在油灯下听着祖父两兄弟讲述家族史。祖父身材高大，豪爽乐观，喜欢讲述逃壮丁的历史——我一直毫无理由地把祖父与朱德总司令的形象联系起来，而他似乎说起见过朱德从梅江边经过，戴着一顶大斗笠。在没有任何课外阅读机会的青少年时光，这部野史曾经滋养着我，影响着我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。家庭的历史，往往是与族谱一起呈现，那族谱上语焉不详的记录，又与清明的祭扫配合，形成梅江边庞大的生死场。每年清明假期，我们都要回到了梅江边那个小村庄。择日扫墓是家族集体决定，由于进城安家、单位上班的渐渐增多，祭扫日期便与国家法定假期对应起来。我们的祭扫照例分成两路，一路是去往一个叫枫坑的村子——在大山深处，十多个墓地和依稀的屋基，述说着先祖曾经有过的避世安身之想。去远山祭扫，需要骑着摩托车，爬山，走路，辗转前往，城居者体力不支多不能往。一路就是族人现在居住的地方，屋后青山，田间井旁，这依然是一个家族生存的现场。一年一度，由于清明的节俗，能够站在我们续接着血缘的土地上。站在青山远眺，一个村庄的前身今世，在鞭炮鸣放时，在牲品摆放时，在纸钱成灰时，倏然呈现。长者负有向后辈介绍祖上历史的义务。地下长眠的亲人，由于过去的年代，总是充满后人难以想象的历程。我从未见过的奶奶，据说点豆的本领是村里一绝，但早早离世。曾祖父壮岁染病，三十来岁就丢下苦心经营的货船，那是祖父经常提起的家史。曾祖父的弟弟与红色历史有关，一直吸引着我探知。听说他帮弟弟挑猪肉从红区到白区销售，同村人想买猪肉未果便向苏区政府告发，最后这位还没有成婚的苏区片长被苏维埃政府处决了。还有那些连墓碑也没有的小坟，有的是年纪轻轻染上麻风病，送进山坳里搭个竹棚，苟延性命一年后去世。这些代代传闻的先祖，我无法知道他们的音容，只知道他们经历的苦难，在纸籍里被概括成旧社会的种种不幸和不公。我不止一次在回乡扫墓之后忍不住提笔作诗，记得有一首《薄奠》：“此时山坳静寂。芟除杂草，挂上草纸

此时仰华山如一群伤逝者肃穆的背影

青烟上升，鞭炮鸣响。此时身上的血脉

像梅江一样奔涌。洒上薄酒，端上牲品

此时在三百年时光里，我摸到了一粒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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